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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政智库|保险业“野蛮人”遭遇“险情”未来如何保险?

发布时间:2022-05-08 08:08:57 已有: 人阅读

  2016年保费收入为3.10万亿元,同比增长高达27.50%,到了2017年增速下滑到18.16%,再到2018年增速更是跌至个位数,只有3.92%。

  近年来,在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显著上升、“黑天鹅”事件频频上演的大背景下,经济、贸易、金融等各方面的风险都处于易发期,低利率环境和资本市场的波动使险资投资收益大幅缩水。

  比如,一直高歌猛进的财产险在去年进入亏损拐点。2018年财产险公司承保亏损13.59亿元,承保利润率-0.13%。其中,最大的利润来源车险,同比大幅减少63.36亿元,下降幅度达到85.75%。

  在经济脱实向虚的背景下,一些险资因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而被贴上“野蛮人”、“妖精”等标签,由此,保险行业头上的监管紧箍咒越戴越紧。

  2018年,银保监会系统共依法对保险业的1122家次机构作出1504家次行政处罚,查处违规行为1591项次,处罚1919人次,罚款约2.414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前4个月,银保监会开出罚单近400张,罚款超过6300万元,共处罚60多家保险机构。

  对数据、网络、信息系统的高度依赖带来的信息技术与数据安全风险;承保程序简易化带来的逆选择风险;企业为制造营销噱头带来的产品异化风险等都是悬在行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以其中最为常见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产品异化风险为例,曾几何时,贴条险、彩票不中险、跌停险、摇号险等千奇百怪、不一而足的“创新性”保险产品赚足了市场眼球,然而部分产品却是以保险之名钻法律空子,轻则被保监会点名批评,重则强制下架,所谓的创新大都落得“一地鸡毛”。

  作为人类在与风险抗争的过程中摸索、演绎出的一套保障性制度安排,如今保险业自身却风险重重,某种程度上与其初衷背道而驰,究其根本,保险业的“时空错位”特点是原因 之一。

  保险价格的设定是由营销、投保、理赔等各个环节的统计数据所决定的,而保险公司所使用的这些数据多是历史经验性质数据,这就意味着它所做出的预测是基于历史数据对未来风险的预测,以过去预测未来本身便存在着时空上的错位。

  然而现实中部分保险却是以在概率上玩花样来达到获利目的,保费的计算是依据大数法则和概率将个别对象遭遇损失的不确定性换算成多数对象可以预知的损失,一般更偏向于频率小但严重性大的极端事件。

  人们通常会有高估小概率风险的非理性倾向,加上保险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投保人对许多风险的真实概率并不了解,保费的定价利用的恰恰就是这种对风险的非理性认知和信息不对称,而并非是从预测未来的角度出发而得出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当下中国乃至全球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折期,充满变数的时代背景加剧了这种时空错位。

  胡适曾称保险是“今日做明日的准备,生时做死时的准备”,但在这种不稳定阶段,你很难知道“风险”和“明日”哪个会先到。

  难以预测的巨灾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在不断上升,2018年全球保险行业承保损失预计约为790亿美元,低于2017年的1500亿美元,但高于前十年的年度平均值(710亿美元)。

  更有各种新型风险不断出现,网络故障、金融危机、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医疗负担、全球气候变化甚至恐怖主义袭击,使行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然而,即便面临重重险境,由于满足人们的保障性需求,全球保险业依然表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高调态势,过去几年中国的保险业更是在极端化中迅猛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百业复兴,保险业随之快速起步,不断开掘市场、实现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的最大化成为这一时期行业最执着的追求。

  特别是在代理人制度被引入国内后,低准入门槛带来的不规范代理行为不仅导致竞争低级化,更带来“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而行业监管却远落后于市场发展,从1988年人寿保险公司成立算起,到1998年保监会成立,中国的保险行业有长达10年的时间存在监管空白。在相对不健全的市场监管体制下,又怎么可能会有成熟的保险公司、产品和销售人员呢?

  而当资本市场对险资打开口子,保险更在异化中激进发展。大量的民营资本进入保险业,部分险资告别“做做存款,买买债券”的稳健投资时代,大量投入到高成长的房地产、高风险的证券业等领域,甚至频频举牌上市公司,或直接炒股获利。

  2015年保险业“嚣张”之时,从万科股权之争到南玻管理层集体出走,再到中国建筑和格力电器,险资所到之处往往引发市场震动,股价过山车现象频现,这种对实业的“抢掠”让本已低迷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经济空心化的风险被放大。搅得资本市场天翻地覆的险资似乎已变成毒瘤,备受指责,更招致当时监管部门的严重警告。

  可以说,过去几年某种程度上保险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保险是十恶不赦理应被打压的。

  对于个人来说,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健康人群比例显示,疾病占15%,亚健康占70%,健康只占到15%。中产阶层“一病返贫”的风险和意外事故的风险,都是普通家庭所“不能承受之重”。

  然而,相比西方国家,中国存在明显的保险缺位。美国人的投保率是420%,人均差不多有5份保单;日本人的投保率是650%,人均平均拥有6.5份保单。可是中国的投保率却只有60%,人均保费仅为美国6.8%。

  对于企业来说,企业经营本身就具有高成本、高风险的“双高”危机,突如其来的意外轻则影响生产,重则中断经营,甚至破产倒闭。

  安联全球企业及特殊风险公司对过去五年(2013年7月至2018年7月)来自200多个国家的47万份索赔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商业险索赔的首要原因,涉及金额约为4555.9亿元(580亿欧元)。

  其中,最大的经济损失来自火灾/爆炸、航空事故、工艺故障/维修事故和暴风雨,这些损失合计占所有索赔总额的50%以上。如果忽略保险,企业的风险可想而知。

  产业发展方面,以农业为例,三农体系具有天然难以回避的脆弱性,现阶段又正处于粗放型向集约型、小农经营向规模性经营的转折期,相较于农业补贴,农业对保险的需求同样十分迫切,因为保险更能够提供覆盖全流程、全要素的保障。

  总体上,对于处于转轨期的社会来说,贫富差距、老龄化加剧、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被顶在杠头上,急需以保险手段来改善民生保障、缓解焦虑、提高社会管理效率。

  鉴于保险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在政策、市场以及社会各种力量的磨合和平衡下,保险业预计将逐渐回归保障的本质。

  一方面,线上与线下紧密联系。行业的信誉风险将通过线上公开透明的数据得以化解,网络的欺诈风险也可在线下交易中被识别。同时,还可实现线上与线下的资源整合,激发产品创新,促进保险业由销售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解决保险业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另一方面,市场与政府充分混合。正是由于保险业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对保险业的发展无法完全听之任之,也无法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兑现社会对保险的需求。

  换句话说,完全靠市场或主要依赖政府都是走不通的,因此今后管理部门将更多地把重点调到规矩和规范上,同时,协助市场搭建容纳多方资本的运作平台,在混合化中推动保险回归其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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